明代中期之后的苏州，繁华和奢侈之风领导着全国，甚至远渡重洋传播海外。到了万历年间，苏州人的收藏之风，造园之风，把苏州人的苏式生活推向了一种辉煌的极致。曾经有人问我万历年间的苏州是怎样一种生活？我会说，当时苏州的文人阶层时尚做三件事；听昆曲，看《金瓶梅》，馈赠时大彬壶。
由于苏州文人的介入，此时的苏州工艺得以突飞猛进；工艺不仅仅满足实用的需要，更多的关注观赏的精致。如时大彬就是在这一时期，在苏州文人品茶听曲的旁观过程中，潜移默化地把文化的气息融入到了制壶的工艺之中。某种意义上讲，作为宜兴人的时大彬，他的艺术生涯是在苏州；是苏州让他从一名制壶工匠成就为一位杰出的制壶大师。
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这时的苏州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；当然，当时的这些能工巧匠只是些默默无闻的耕耘者，他们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下，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述；至于说大师的称谓都是后人给他们的赞颂。不像当下，大师满天飞；窗前的绣娘是大师，公园里摆摊写字的是大师，连给人酌茶的童仆也可以冠以大师。
周丹泉就是这一时期吴门典型的能工巧匠。他是一位仿定窑瓷的制瓷高手；他所烧制的仿定窑瓷人称周窑。根据蓝浦的《景德镇陶录》记载：周窑，隆庆、万历中人，名丹泉，本吴门籍，来昌南造器，为当时名手。尤精仿古器。每一名品出，四方竞重购之。周京居奇自喜，恒携至苏松常镇间，售于博古家，虽善鉴别者，亦为所惑。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戟耳彝，皆逼真无双，千金争市，迄今犹传述云。陈继儒的《妮古录》说：吴门丹泉周子能烧陶印，以垩土刻印文可辟邪、龟、象、连环瓦纽，皆由火范而成，色如白定而文亦古。
周丹泉仿定瓷的产品，当时的价值已十分昂贵； 但他不以仿品来冒充真品，尽管他的仿品足以乱真； 他说真话讲信誉；因为像他这样的高仿专家，经他之手仿制的仿品也是一件精美的藏品。《韵石斋笔谈》说，常州一位唐姓的收藏家，从镇江一位靳姓藏家手中购得一件宋代定窑鼎；此鼎一至，唐家顿然生辉，自此海内评定窑者首推唐家的这只白定鼎。此鼎传承有序，此鼎原藏于常州孙氏的曲水山房，成化弘治年间时，主人与苏州的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唐伯虎都是莫逆之交；到了嘉靖年间闹倭寇，孙家日益衰落，主人的孙子便把此鼎卖给了镇江的靳伯龄。
遗憾的是，此鼎后来也几经转手，最终废鼎沉于钱塘江中。那么，周丹泉仿制的瓷器，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吗？《景德镇志》说：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周丹泉制娇黄锥供饕餮鼎一件，曾在清末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示，现存台湾。这条线索告诉我们，周丹泉制造的一只娇黄釉鼎现在台北故宫。事实上，作为明代仿瓷高手周丹泉唯一存世的瓷鼎，已入选在《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精选》陶瓷卷中。根据该书介绍，该鼎高16厘米，口径13.3厘米，圆鼎式炉身，口沿饰双立耳，底接管状三足；通体施娇黄色釉，釉面透亮，炉身前后两面为兽面纹，间饰金钱纹和花朵，底刻"周丹泉造"四字。
由此可见，周丹泉在明代万历年间绝对是一位杰出的工艺大师，也许真是有了这样的工艺大师才成就了明朝的苏州。有趣的，据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介绍说，周丹泉还会制砚，而且价如黄金。
需要关注的，袁宏道做吴县县令是明代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他最后离开苏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；江盈科任长洲县令是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他最后离开苏州的时间也是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；而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的记述时间是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年）。可以推断的，周丹泉艺术成就的辉煌期正是万历年间，成就他艺术巅峰的地方是他的家乡苏州。（张文献）
